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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发广告，滥贴链接者，
编造新闻，混淆视听者，
文不对题，误导他人者，
发泄不满，指责诬陷者，
恶意上传，散播病毒者。

本版给诸位会员的启示：

每秒摆一下

　　一只新组装好的小钟放右了两只旧钟当中。两兴旧钟“滴答”、“滴答”一分一秒地走着。

　　其中一只旧钟对小钟说：“来吧，你走完三千二百万次后，恐怕便吃不消了。”

　　“天哪！三千二百万次。”小钟吃惊不已。“要我做这么大的事？办不到，办不到。”

　　另一只旧钟说：“别听他胡说八道。不用害怕，你只要每秒钟滴答摆一下就行了。”

　　“天下哪有这样简单的事。”小钟将信将疑。“如果这样，我就试试吧。”

　　小钟很轻松地每秒钟“滴答”摆一下，不知不觉中，一年过去了，它摆了三千二百万次。

解析：
每个人都渴望梦想成真，成功却似乎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倦怠和不自信让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放弃努力。其实，我们不必想以后的事，一年、甚至一月之后的事，只要想着今天我在做些什么，明天我该做些什么，然后努力去完成，就像那只小钟一样，每秒“滴答”摆一下，成功的喜悦就会慢慢浸润我们的生命。

[ 本帖最后由 adam123 于 2007-5-14 14:39 编辑 ]

:'( 速度快  ：）
支持此项指示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因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赛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做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结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一。唯一存活下来的汉文明！
在商周时期，在欧亚大地上有一个强盛的游  牧民族叫：雅利安人。这个民族灭亡了数个远古文明，其中也有著名的阿拉伯二河流域文明！使之成为了“失落的文明”，当时的周朝建造了烽火台（长城的雏形），周幽王还曾经烽火戏诸侯，造烽火台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御雅利安民族的攻击，保全了中华文明，西周迁都东部，把西安之地封为秦，开始了东周王朝。在今日新疆与蒙古交界地三台海子还有着雅利安人领袖的坟墓，有地表标志，早期大型陵墓的特点。
评论：当时的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所灭，欧洲大陆的古文明也被悉数灭亡！但他们却无法吞下汉！因为汉人聪明的建造了报警的烽火台！伟大的华胄子孙！
二。长城建造的意义。
匈奴在战国时期便屡犯我边疆地区，赵国便造了第一段中国历史上的长城，秦灭六国统一华夏，把诸国建造的长城连接起来，这便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保护了华夏儿女不受北方游  牧民族的侵扰，顺利发展了封建社会的经济！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打造了安定的基础。
评论：建造万里长城是中华祖先智慧的象征！没有长城，汉民族早就为他族所灭！现在的某些质疑建造长城意义的言论都是无知的表现！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三。丝绸之路的开与合。
在中华文明发展到唐朝之时，西方也被一个强大的国家所统治：阿拉伯帝国。这二个伟大的文明，一个在往西推进，进入中亚，另一个往东推进，终于在中亚发生了大战！战争进行了5天5夜，由于部属的叛变，唐军大部被俘，由此退出了中亚（高仙芝(?～755) 中国唐朝将领。高丽人。骁勇善骑射。自幼随父入唐，年二十余授将军。唐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吐蕃占领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北部），作为进击龟兹（今新疆库车）、焉耆、于阗、疏勒等安西四镇的通道。唐三次出兵不捷,遂于天宝六年(747)，命他为行营节度使，领万骑出击。他率军行百余日，越葱岭，登坦驹岭（今兴都库什山东端），直下险峻山坡40 余里，智取小勃律。随后任安西四镇节度使。九年，攻石国（今苏联塔什干一带），先同其约和，后又突然袭击，俘其国王及部众，抢掠珠宝、良马，引起附近诸国怨愤。次年，石国王子引大食（指阿拉伯帝国）兵来攻，高仙芝领兵3万出击,败于怛罗斯城(今苏联江布尔)，返回龟兹。后入朝,授开府仪同三司,任右羽林大将军。安史之乱初，他以副元帅领军东讨，因前线失利退守潼关，遭监军宦官边令诚陷害，被杀。），接着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日渐式微，丝绸之路被关闭。直至元军西征，再次打通了丝绸之路。
评论：从汉代开始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古代文明交流的钥匙，由于唐军战败，那些被俘的士兵变成了奴隶，但同时也把汉文明传入了西方，指南针，造纸术，火药进入了西方，至今在意大利还有建造宣纸的工坊！西方文明的技术起源来之东方！
四。中华历史上最强大的明朝！
蒙古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虽然元的时间并不长，但其造成的影响是深刻的！从没有一个国家占有如此广袤的土地！但由于其落后的社会制度，很快被朱元璋所灭！明朝在当时世界的强大无异于今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最初西方的舰队带着传教士来到中国，与明朝海军三战皆北！只得放下野心，和明朝平等贸易！后来郑和的庞大舰队远至东非海域，西方舰队远避他洋，其麦哲伦，哥伦布等航海家的船队只有三，五艘船，最大的海船不超过150吨！当时，西方为世界有这么强大的文明所惊恐，转而学习，当时的耶稣会将传教士派往世界各地，但传教士都争抢着来我中华帝国！（马可波罗为代表）因为那时的中国是繁荣富强的代名词，是天堂的象征！当时大量的中国各类书籍
都被翻译成拉丁文传到西方，歌德，伏尔泰等西方哲学家把孔，孟崇拜得五体投地！伏尔泰的书房叫“孔庙”！西方文官制度也是采之我科举制度！明朝的文明是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催化剂！至今在西方各国还有当时崇拜我朝的历史建筑和文物！
评论：看当时的景象，完全是唯我中华最强大！西方在美洲发现了银矿，于是携银来我朝做买卖，可我朝什么都不缺，只卖不买，大量的银钱流入我朝！大量的货物运往了西方！整一个贸易零逆差！西方为之惊恐！明朝之富足可见一斑！
五。满族入侵，华夏沧桑。
由于明末的吏制腐败，皇帝昏庸，宦臣当道。残害熊廷弼 ，袁崇焕等爱国将领，使本不足为惧的满　族借吴三桂这个祸害未来中国几百年的大汉 奸攻入了山海关！一时间江河变色，落后野蛮的满　族极大的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满清们搞经济很是外行。动不动就圈占土地、强迫投充，一看民怨载道，就又退牧还耕。就这样左一下、右一下，把中国搞得象一个不走正道的破车，四处乱撞，饿死人无数。除了部分高级华人外，全都面黄肌瘦、形容枯槁、囊中羞涩、两眼茫然，被外国人戏称为“东亚病夫”。直至康熙年，才开始了复苏！再看看康熙都是靠谁收三藩，平台湾的！是靠周培公，姚启圣等汉人！ ！由于满族政权统治的系统性落后，至1800年开始，中国开始陷入悲惨的境地！外忧内患不断！
评论：若不是腐朽的晚明时期，杀了熊，袁二位栋梁！不要说是满清三省，连日本都被收于我手中了！虽然从元先侵入我中华，但由于统治时间不长，所造成的影响还不算太大，但满清的遗毒至今流于民间！深如骨髓！窝囊的满清使今日之华夏子孙被西人所蔑视，使我国人错误的以为自己是可卑的！崇洋媚外者有之！侮国卖国者有之！
综上所述：
我巍巍华夏，风光繁荣了几千年！他人灭，唯我能独存！靠的是华夏儿女的勇气和智慧！后来几个封建王朝的没落同时也给了我们后代以教训！那就是，必须广开言路，让各类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华思想最开明和繁荣的时期，诸子学说满天下！孔，孟，庄，老，孙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至今仍影响着世界各个人文领域！我汉族乃世界最古老而文明之民族！蛮族的入侵只是暂时拉了我们发展的后腿，200年不算什么！只要华夏儿女奋发自强，！改善政治制度，加强教育力度！把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意见放在第一位！那么中华帝国必将迎来复兴的那天！
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称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

支持的说：）
才发现这里啊
很棒

毛泽东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尤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青年的影响，毛泽东影响了一代法国人

    在欧洲，法国人对毛泽东的了解也许是最多的。从市井小民到名人政要，知道毛泽东的法国人，就像知道拿破仑的中国人一样普遍。

　　记者时常与法国人聊起毛泽东。随便跟他们提起这位伟人，他们都能聊上两句，而且通常都很准确。法国电视二台每周都有一个《大家都这么讲》的对话节目。一次，中国变性舞蹈家金鑫应邀来做节目。那天，金鑫穿了一身军服似的套装。主持人打趣说：“毛泽东的时代都过去那么久了，您怎么还穿军装？”金鑫聪明地答道：“看好了，这可是香奈尔！”主持人哈哈大笑――他明白，金鑫是在说：法国人抄袭了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时髦。

　　一位主持人竟能随口冒出“毛泽东的时代”，可见法国人对毛泽东了解之深。

　　一些在法华人调侃说，法国有一群毛泽东的“专业粉丝”。这群人数量很大，且几乎个个是名人。这些“专业粉丝”是怎样形成的呢？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风暴”。“风暴”从巴黎大学开始，大批学生集会抗议反越战学生遭逮捕。抗议活动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不久后，全法学生都加入其中，上千万工人也行动起来。心理学家热拉尔·米勒就是当年的一名抗议学生。如今，他仍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说：“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对法国青年简直是种‘诱惑’，它激起了法国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变世界的愿望。”与他一样，“很多青年都崇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敢于同强权作斗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成为当年抗议活动的重要动力之一。

    约尔格·伊门道夫是德国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被西方艺术界称为“活着的大师”。而伊门道夫本人则以“毛派艺术家”自居，他始终崇拜中国伟人毛泽东。

　　为毛泽东逝世而流泪

　　第一次见到伊门道夫，是5年前在柏林的一次聚会上。他当时一身黑色的皮衣皮裤，戴着金表、金戒指和金项链――这是他的招牌装束。不过，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他左臂上刺着的“毛”字。

　　伊门道夫说，他最难忘的日子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那一天。当他通过各种渠道确认这一噩耗的准确性后，悲痛欲绝地流下了眼泪。第二天，他忍住悲痛，在就读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组织了一个悼念仪式。

　　伊门道夫告诉我，他有几间房子专门存放毛泽东纪念品，足有几万件，仅《毛泽东选集》就有20多个版本。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十分友好的，甚至是向往的，和现在的日本青年对中国的态度有天壤之别，1965年上万名日本青年冲破佐滕政府的种种阻扰,来到中国。中国文.革时，日本也发展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６０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

   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军事理论更是在世界遍地开花，闪烁异彩。从印度日（支那）本的热带丛林，到南美洲的崇山峻岭，再到非洲的茂密雨林，一支支身形矫健的游击队，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分子丧魂落魄、抱头鼠窜。可以说，正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终于敲响了横行于人类社会几个世纪的惨无人道、毫无人权可言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冰山土崩瓦解的丧钟。

　　看到有人谋划从美国的后院点火，此观点颇具战略远见。六十年代，毛泽东就是在那里燃起了一堆堆冲天大火，把山姆大叔烧得狼奔豕突。当年，一位叫冈村昭彦的日本军事记者，去了一趟中南美洲，行前他特意访问了美国五角大楼。开始时他不相信多米尼加革命运动是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以为是卡斯特罗搞的。可是他一进入多米尼加革命部队的营地。他惊异地写道：“哪知道那里的战士一见我这张东方人的面孔。就认为我是中国人，兴奋得把我高高举起，欢呼‘毛泽东来了！中国人来了！’”在委内瑞拉、在哥伦比亚，在智利……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正如“星星之火”熠熠闪亮。被世界公认的游击战大师、在玻利维亚陨命美国中央情报局枪下的切·格瓦拉在毛泽东面前谦称“小学生”。于是，曾在加勒比海危机中胆气十足地逼迫赫鲁晓夫的苏联退缩，撤回古巴导弹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捧起了《毛泽东选集》；败走阿尔及利亚“麦城”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把“与毛泽东的会见”作为回忆录的压轴章节；抗日战争时，一个被俘日军高级军官曾奉“武士道”精神欲剖腹自杀，但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放弃了念头，他根本不相信中国人能写出如此伟大的军事战略著作，至今，日本给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评价是极高的，据笔者所知，首先完整提出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也是日本人……

又到年末，回首过去的一年，世局动荡不定，颇可忧虑。一方面，自去岁初新获连任的布什遭遇一连串挫折，美国在伊拉克的形势每况愈下，一年多来可值一提的消息屈指可数，布什政府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另一方面，狂热的民粹主义几乎席卷了整个中东、拉美，至乎波及亚太，其领头者，如伊朗的内贾德、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更是遥相呼应，在其国内、在联大，向美国发起咄咄逼人的言语攻势；而几个或新近崛起，或重新崛起的大国亦蠢蠢欲动，其欲趁乱世创出一番作为的意图溢于言表。局势之不乐观，由此可见一斑。有悲观者甚至已开始预言，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正在酝酿！这一态势在出版领域自然也有所反映。甚至可以说，作为各种观点学说的交战场所，作为意识形态战争、文化战争领头先锋的出版领域，其中的激烈交锋更有甚于现实中的争斗。

保守主义在美国的衰落？

美国在伊拉克的局势迟迟得不到改善，促使一大批攻击布什政府的著作出现，作者以记者或前官员为主。这批著作有的从布什政府的能力出发，指称美军之所以失败纯粹是因为布什政府的傲慢和无能，有的则更指责布什用谎言将美国卷入这场不必要的战争，要从根本上推翻布什的战争立论基础，从而将其定义为导致美国陷入困境－－乃至将来可能出现衰落－－的罪魁祸首。

此类作品有很多，比如，《纽约时报》首席军事记者迈克尔·戈登（Michael R. Gordon）的《眼镜蛇2：伊拉克战争是如何计划和发动的》（'Cobra II' How the Iraq War Was Planned and Launched）、《华盛顿邮报》资深军事记者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E.Ricks）的《大败局：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冒险》（Fiasco: T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影评专栏作家弗兰克·理奇（Frank Rich）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话：从911到卡特里娜，真相的衰亡之路》（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伊西科夫（Michael Isikoff）的《傲慢：谎言、丑闻和伊拉克战争的推销》（Hubris: The Inside Story of Spin, Scandal, and the Selling of the Iraq War）、美国前驻伊拉克最高文职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L. Paul Bremer III）的《我在伊拉克的日子：为建设充满希望的未来而奋斗》（My Year in Iraq: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Future of Hope）、知名记者朗·萨斯金德（Ron Suskind）的《百分之一主义：美国自9·11以来的反恐内幕》（One Percent Doctrine: Deep Inside America's Pursuit of Its Enemies Since 9/11），以及传奇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否认之国：战争中的布什（系列之三）》（State of Denial: Bush at War, Part III）。

尤其是伍德沃德的《否认之国》，一改他在“战争中的布什系列”前两部中对布什的赞扬态度，变为赤裸裸的批评，在这批“反布”著作中地位显著，大有为布什政府“无能”形象作出盖棺论定评价的势头。此类著作的泛滥，反过来又加剧了美国当前的困境－－而困境的加剧又势必会引发更大的“反布”风潮，由此很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这场已进行了三年的战争，至少在舆论层次已先行失败了。

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也使得一些原本支持布什的新保守主义者开始转变立场：他们有的表示翻然悔悟，痛苦地承认原先的想法不切实际；有的则不再说话，以躲避风头；有的更干脆将责任推给布什，宣称是布什政府的战略失误和固执造成了目前的困境，而并非他们的主张错误－－为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上述“反布”著作表示赞同。

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新保守派大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大致就属于前者。他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一书中全面反思新保守派“武力移植民主说”的不切实际性和危害性，及其为何会主张“武力移植民主说”的根源所在，转而提出一种他称为“现实的威尔逊主义”（realistic Wilsonianism）的观点，强调依靠发展经济、促进自由市场等手段渐进式地在中东地区培育民主。

但也有例外者，比如新保守派元老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黎巴嫩裔中东问题专家阿贾米（Fouad Ajami）。前者在别人纷纷责难布什主义的时候，毅然写下《布什主义死了吗》的长文，声情并茂地为之辩护；而后者则推出了《外国人的礼物：美国人、阿拉伯人和伊拉克人在伊拉克》（The Foreigner’s Gift: The Americans, the Arabs, and the Iraqis in Iraq）一书，痛切地指出，导致伊拉克当前困境的主因并非在于别的，而是其内部的教派冲突和民族矛盾。阿贾米则认为，美国的行动已为伊拉克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走向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播下了种子，因此无论其最后是失败还是胜利，都是一场“高尚”（noble）的事业。阿贾米的哀叹在于，目前的伊拉克已逐渐被激进和仇恨思想掌控，就如1930年代后的中国被左翼激进思潮逐渐掌控一样，将会是无法阻挡的大势，他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只能黯然消退。

与此同时，民主党和自由派方面的一些思想家和战略家开始推出自己的理念和主张，为中期选举－－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成为两院多数党－－后出现的“后共和党时代”，甚至一个“后保守主义时代”做准备－－1994年的中期选举后，保守主义全面复兴，2006年的中期选举会否和那次选举一样，奠定自由派全面复兴的基础呢？答案是否定多于肯定。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民主党之所以能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主要是拜布什所赐，而非靠自己的实力。获胜后的民主党依然还是昔日那个民主党。正因为此，这些思想家和战略家才不失时机地推出新的理念和主张，以达到重塑民主党的目的。

自由主义鹰派代表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的《好的战斗：为何自由派－－而唯有自由派－－才能赢得反恐战争并使美国再次伟大》（The Good Fight: Why Liberals—and Only Liberals—Can Win the War on Terror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一书提出，9·11之后的美国，安全问题一直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议题，但民主党却在这一问题上给人以软弱的形象，但实际上民主党在安全上有着非常光荣的传统：从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到林登·约翰逊，成功带领美国走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部分冷战时代的正是民主党！贝纳特的结论是，民主党过去曾是一个善于打赢一场艰难战争的党，现在也可以是，前提是回归二战和冷战时的传统，在当前不利的情况下，民主党必须勇敢地站出来。

克林顿派核心人物、民主党少壮派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以《计划：为美国的大理念献言》（The Plan: Big Ideas for America）一书被一些评论家誉为民主党的金里奇（Newt Gingrich，他在1994年的中期大选前夕，发表《与美国的契约》，提出了一系列简明有力的理念，帮助共和党重新崛起）。但把两者相比较的话，《契约》更富意识形态色彩，《计划》则更为具体而微；从作者本人来看，1994年的金里奇是领袖式的人物，在共和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伊曼纽尔在民主党内的地位显然要逊色的多，因此，其“计划”对民主党恐怕不会像“契约”对当年的共和党那样起到纲领性的作用。

而被誉为民主党近几十年来罕见的有思想兼有能力的政治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推出了《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全面地阐述他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时代》周刊在该书出版之日更推出了“何以巴拉克·奥巴马能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封面报道。一时之间，奥巴马的声势几乎达到了可与希拉里·克林顿相提并论的地步。

但草根民主党人和自由派显然对民主党的走向有着与上述建制内势力（the establishment）不同的看法。在网民里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知名自由派博客马库斯·毛里查斯·楚尼格（Markos Moulitsas Zúniga）－－他曾被保守派斗士伯纳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的大作《当今美国百大罪人》（100 People Who Are Screwing Up America ）收入其中－－就是其代表者。他今年和另一位自由派博客杰罗姆·阿姆斯特朗（Jerome Armstrong）合作，推出了《擅自入场：网民、草根和人民政治的崛起》（Crashing the Gate: Netroots, Grassroots, and the Rise of People-Powered Politics）一书，呼吁广大草根民主党人和自由派起来革命，将民主党重塑为属于人民的党，而不是现在的仅仅属于少数超级富豪、城市精英与城市贫民和少数族裔的党。民主党近些年来的左倾趋势令人忧虑。

文明：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正在酝酿？

此消彼长，布什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遇挫，为狂热的民粹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在中东、拉美乃至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不顺、社会矛盾丛生的国家里兴起提供了一个机会，也为新兴势力的扩张提供了一个机遇。世局之不明确，莫此为甚。正是出于对此动荡局势的担忧，一些学者提出了看似“危言耸听”的看法。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的一场世界大战”说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者之一。

弗格森在其新作《世界战争：历史上的仇恨时代》（The War of the World: History's Age of Hatred）中对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充满战争和杀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倘若一个地区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则极端的暴力就很难避免：第一是种族的分化；第二是经济的动荡；第三是帝国的衰落。两次世界大战的先后发生，以及二十世纪其它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屠杀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它们同时孕育了这三个条件。

更为惊人的是，弗格森认为当前的中东地区已经有形成这三大条件的趋势，因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很有可能正在该地区酝酿，其导火线将是伊拉克－－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日渐深化，已有向内战演变的迹象（还有人干脆认为内战已经开始）；一旦到了失控时，将不可避免会蔓延到邻国，新的世界大战将就此爆发。

另一个让西方忧虑万分的地方是其内部的阿拉伯移民问题：从马德里铁路“3·11”爆炸事件、伦敦地铁“7·7”爆炸案，到丹麦漫画风波、梵高被害案，再到巴黎郊区骚乱，这一系列于近期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证明，伊斯兰激进思想已经在欧洲的阿拉伯裔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化，伊斯兰激进势力正在从内部摧毁西方。

英国女专栏记者梅勒妮·菲利普（Melanie Phillips）的《伦敦斯坦：英国是如何在其内部创建了一个恐怖王国的》（Londonistan:How Britain Is Creating a Terror State Within）、《西方主义》一书作者伊恩·伯鲁马（Ian Buruma）的《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梵高之死和宽容的局限》（Murder in Amsterdam: 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和布鲁斯·鲍沃尔（Bruce Bawer）的《当欧洲入睡时：伊斯兰激进势力是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的》（While Europe Slept: 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二战后的欧洲过于沉迷于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政治正确原则，致使其内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日益坐大，终至于酿成今日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苦苦奉行这些原则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知识阶层其实正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摧毁欧洲的共犯。

矛盾的中国因素

在2005年，西方似乎突然间被中国惊动，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各大媒体先后进行了有关中国的封面或专题报道，出版界也推出了大批诸如“中国世纪”、“中国公司”和“财富和实力向东方大转移”这样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他们这次是真正地、切身地感到了中国经济对他们的威胁：在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庞大的市场，以及“镀金时代”的西方才具有的那种不拘形式的竞争方式和野心勃勃的扩张精神等诸种条件形成的强大竞争优势下，他们的工厂开始倒闭了，工人开始失业了，身边充斥的全是“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些不得不让他们忧虑。

2006年，这股热潮并未消退。比如，《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金奇（James Kynge）出版了《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出版了其主编的《权力转换：中国与亚洲的新动力》（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实际上，由于中国今年的崛起意识更趋积极和主动－－比如高调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国家电视台播出让人浮想联翩的纪录片《大国崛起》等等－－这股热潮只会变得更加强烈。　　

在去年的年终总结文章中，笔者曾说这股热潮反映了“美欧一方面难以抵挡中国市场的诱惑，另一方面却又恐惧中国崛起的矛盾心情。这种恐惧缘于中国与他们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模式以及悠久的帝国历史。在他们看来，中国近两年来的左转：经济政策上的左转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自然是必要的；但政治和外交上的左转却不免让他们感到忧虑－－毛泽东时代给他们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这一表述在2006年得到了更好的体现。2006年既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文革发动40周年，也是长征胜利70周年，多项意味深长的纪念日子集合一起给人以更为深刻的印象。美欧出版界也适时地推出了一批相关的著作，如历史学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中国旅英作家孙书云（Sun Shuyun）的《长征》（The Long March）、英国历史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的《长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中国与世界之关系》（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BC-2000AD）、英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尼克松和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个礼拜》（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曾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的潘文（John E.Pomfret）的《中国课：一个美国人和他的中国同学以及新中国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An American, His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和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甲骨：一次穿越中国历史的旅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等等，其意大致离不开希望中国彻底摆脱帝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阴影，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理性、健康的开放民主社会云云。

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同美国就这个绝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3、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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