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精致的宿命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青岛的夏，凉风席席，树影婆娑。随手翻开宋词，觉得宋朝的帝都没有冠冕堂皇，清新娟秀跃然纸上。但自古以来这首林升的《题临安邸》竟然都是讽喻诗的典范。我不禁在想：他在讽刺什么？
文人治国难道不好吗？难道就值得如此的讽刺吗？这样文学和思想上排除异己的做法就正确吗？赵杰的书画、李玉的诗词，文思才情、秀口锦章，难道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吗？古往今来，从嬴政到雍正，从焚书坑儒到文字大狱，每每提及我们总会对此喟然长叹、泪满春衫，这高压的政治文化统治是我们每个人都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因为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这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的闭塞性决定了思想和政治上层建筑必然走向转制。
既然历史的趋势无法逆转，那么面对仅有的几位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君主帝王，为何又要对他们大加苛责？可能有人认为是文阔武戏的风气使得大宋的国土“废池乔木尤厌言兵”；使得大宋的士人“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可是在我看来却并不这么认为。细细会想，从赵匡胤到宋徽宗，整个宋朝也整整走过了几百个，到了宋徽宗也的确到了是风烛残年，那么进退维谷、天步艰难也无可避免，即使是尧舜再世恐怕也是回天乏力。
然而宋朝的发展不仅与帝王息息相关，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一位位以政治家自诩的文人也为中兴大计宵衣旰食、殚精竭虑。青苗法、市易法、庆历新政、安石变法，为了北御匈奴、补偏救弊，人人都希望货卖帝王家，可是宋朝依旧药石无医。结果文正公被贬到了岳阳楼，荆国公写下了《桂枝香》，苏东坡也苏州黄州谵州四处辗转，漂泊无依。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次的贬黜不仅没有让他们的政治教化惠泽四方，反而让他们的川行华章流传千古。范仲淹取道岳阳楼，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了悲喜物外的典范；王安石南下金陵，“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一语咏叹成了石头城繁华兴谢的写照；《资治通鉴》名垂青史，《赤壁怀古》千古绝唱。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军事，在这应声言语的时代背景下仿佛都顺理成章的抽象成了诗文。“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天祥、辛弃疾也让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愤懑与悲慨跃然纸上。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他们以诗词借古讽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讽刺了历史。可这出色的诗词最终竟然超越了他们的竹篮打水般的文韬武略。贴上文人的标签，这样一来，其实历史也讽刺了他们。
程朱理学的兴起，市坊界限的打破，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生活的丰富，苏黄米蔡的书法，古文运动的传承，《清明上河图》的绘画……也许这原本就是宋朝精致的宿命，也许这原本就是宋朝价值的全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